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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的蒋介石  

2011-09-07 23:56:28|  分类: 历史资料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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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史家来说,人物事迹的真实性,价值高于对其行为的道德判断。“文革”前编纂的关于辛亥革命的史书,对“反动”、“反面”人物,凡是引用1949年之前的旧文,极尽删削;而亲历者在1949年之后发表的回忆录,亦讳莫如深;以至某些特殊人物在辛亥革命中的事迹在史书中被蒸发了,蒋介石就是一例。1978年后,随着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这种情况,有所好转。近年来,因能方便购到台湾、香港等海外出版的史书,与国内出版的史书勘读比较,蒋介石在辛亥革命中的活动得以梳理清楚。

一、蒋介石回国,协助黄郛促成浙江新军起义
武昌首义爆发后,陈其美即奔走江、浙,策动南京、杭州新军起义,后因南京方面条件不成熟,便开始筹划光复沪杭之策。八月二十一日(10月12日),陈其美亲赴杭州,次日召集浙江新军中的革命党人顾乃斌、褚辅成、吴思豫等人密议。因当时军界人士分急进与缓进两派,意见不一,遂决定上海、杭州分头着手准备。八月底,陈其美忙于筹备上海起义,无法分身,派姚勇忱去杭州联络新军。顾乃斌等人表示,对于起义,新军中的党人意志坚决,但有两标(编者注:清末陆军编制,相当于后来的团)驻扎在城外,每一士兵子弹不足5粒,而在城内驻防的旗营,加上抚台衙门驻扎的巡防营一个营、卫队两个连,兵多械足,确占优势,他们不愿冒险。如能组织一定数量的敢死队配合新军起义,胜算较大,杭州方面已派人分往宁波、绍兴、台州、金华等地招募敢死队员,一个月才能集中,所以起义日期须在九月二十日以后。此时,汉口已失,陈其美接到黄兴自前线发来的电报,冯国璋正急攻汉阳,若再失汉阳,武昌危殆。黄兴催促沪杭尽快起义,声援武昌,陈其美十分着急,把上海起义的日期定在九月十三日,杭州起义也不能再拖,必须派得力人手赴杭筹划,就在这时,黄郛、蒋介石相继抵沪。

黄郛(字膺白),杭州人,光绪三十年(1904)春考入浙江武备学堂,因学识优良,不久即在同学中成为突出人物。在校两年,未及毕业即被提前派遣留学日本,进振武学校,因他长于算术、地理,毕业后被选入参谋本部陆军测绘学校学习。黄郛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并介绍浙江籍留日学生参加同盟会的组织和活动,他的许多同学、朋友日后成了浙江新军的军官。光绪三十三年(1907)暑假,黄郛与吴思豫回国。吴结婚时邀他做证婚人,他与日后领导浙江新军起义的顾乃斌、葛敬恩等人也久有联系,私交甚笃。黄郛和陈其美、蒋介石是换帖弟兄,陈居长,黄次之,蒋第三,后来他与张群也换过帖。黄郛毕业后到北京,被派到军谘府第四厅供职,与陈其美的弟弟陈其采同事数年。武昌起义后,军谘府挑选合适的人到南方调查革命党的活动,竟选上了黄郛,他趁机来到上海。此时,蒋介石正在日本野炮兵第十三联队实习(由一等兵升上等兵),他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与同学张群等人,九月初七微服出走长崎,登轮回国,九月九日抵上海。黄郛、蒋介石的到来适逢其时,陈其美立即派他俩去杭州,利用他们在浙江军界的人脉和影响,组织起义。

“陈英士先生派蒋中正、黄郛、陈泉卿等同志到杭,在顾乃斌家举行会议。经陈先生前此指定的各代表都亲自参加。当时重要的决议案是:(一)推童保暄为临时司令;(二)葛敬恩等为参谋;(三)朱瑞为一标司令;(四)顾乃斌为二标司令;(五)定于九月十三日(11月3日)至十七日为举义期间。下一天又在临时司令童保暄家开会,分配工作。……会议之后,蒋中正先生回上海报告一切。”(【吴原:《辛亥革命在浙江》,《民国陈英士先生其美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P57-58】)

“九月初,陈其美派黄郛、蒋中正来杭,与各同志相见并催促进行……”(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年谱》,P58-59)褚辅成这篇文章发表在1945年2月15日出版的《浙江通志馆馆刊》创刊号上,上海史学会1956年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七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2000,P154)刊用此文时在“陈其美派黄郛、蒋中正来杭”一句中删去了“蒋中正”三字。

二、杭州起义时,蒋介石担任敢死队长,指挥进攻巡抚衙门
“浙江革命军之编制皆以敢死队为先锋,然后继之以各标新军。敢死队之编制共分五队,以蒋介石为指挥官。第一、二各队由队长张伯岐率令,第三队由队长董梦蛟率令,攻击抚署,以十五人为一队,每队手枪手十名,炸弹手五名,先后继进。……第四队由队长王金发率令,攻击军装局。……第五队分布于旗城门下,各门附属五名,出入于弹雨之中,而无一惧色。凡直接各将校,无不深为感心也。”(辛亥九月十九日上海 《民立报》:《浙江敢死队之壮观》)。蒋介石担任敢死队指挥官后,给母亲、家兄致信诀别,告以誓为革命牺牲,并劝母勿念儿及死后家事之处置,语极激凄。蒋母派王良岳到杭州劝慰:“死生一视与义,毋以家事为念。”

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迨午夜一时,陆军等八十二标由吴思豫、顾乃斌协助,周承菼率陆军,□□□率敢死队进城,直扑抚署驻军,同时陈占芬所持炸弹,掷中抚台上房,顿时着火延烧,敢死队冲入抚署,大门卫队略事抵抗,旋即降服,巡抚增韫及眷属皆被擒。”(《辛亥革命(第七册)》,P155)

蒋介石《为〈杭州光复记〉复顾子才(乃斌)书》亦有相同描述:“……攻击之初,先由陈济汾、沈筱九二君掷炸弹于署侧杨馥斋楼窗之下,署前部队,随响攻击,二标队伍,亦相继前进,霎时弹声震地,火光烛天。署中卫兵,闻警奔溃。全城光复,在此一战。”(《民国陈英士先生其美年谱》,P78)对照上下文,陈占芬与陈济汾似同一人,褚辅成文中“□□□”当为“蒋中正”三字。

辛亥老人应梦卿,上海起义前后住在以霍路德福里一号同盟会总部,担任保管印信、档案和撰拟文书等工作,他在《奉化渔民任光复杭州敢死队记》一文中没有隐讳蒋介石的活动,他说:我奉命去奉化,以招“沪杭铁路工人”之名,在渔民中招募了一百二十名敢死队员,乘船先送到上海,当日乘火车转送杭州,“到了杭州,将渔民分别安置在城站附近的高升客栈、大方旅馆、平安旅馆和下城的奉化会馆,由蒋介石、张伯岐、王季高(金发,)三人点验接收,并交由沈昌鑫、陈夏生负责管理。我随即与蒋、张、王等同往白云庵开秘密会议,商讨以后的行动计划……”(《辛亥革命回忆录》(八),P7-14)

三、蒋介石反对汤寿潜任浙江都督
杭州光复后,朱瑞、蒋尊簋、童保暄等军界人士争夺都督职位,各不相让,杭州局势堪危。褚辅成等人赶到上海报告,请陈其美速定处理办法。陈其美当即邀集浙江旅沪同乡庞莱臣、虞洽卿、张芝仙、朱葆三等共同商议,一致主张由陈其美决定。陈其美认为必须由地方上具有声望的人士出来主持,方能收拾人心,巩固胜利,并提出目前浙江都督人选以汤寿潜最为适宜,征求大家表决,众无异议。于是由陈其美写了两封信,一封致汤寿潜,请其出面维护桑梓;一封致杭州军界,劝其为大众谋福利,不可为个人争权利。两信仍请褚辅成带到杭州分别转交,并请他们三人邀同地方知名人士敦请汤寿潜就职。不料在杭州的蒋介石、王金发二人得悉此情,赶到上海表示反对。陈其美为了缓和内部矛盾,以利于挽救浙江的危局,委任蒋介石为沪军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一团团长,命他留在上海筹备北伐,不必返杭,蒋默许。

四、蒋介石帮助陈其美组织沪军都督府,训练军队
“……浙省既下,公又返沪助其美谋定全省。编练步兵一团,是为沪军第五团(后改为陆军步兵第九十三团),其美任公为团长,公推黄郛为都督署参谋长兼第二十三师师长。”(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年谱》,P78-79)

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光复杭州之军事行动,至是虽告结束。而上海尚未稳妥,乍浦驻防有反攻省城之谣,故由□□□等回沪,协助陈其美、黄郛策应各省,镇摄淞沪,组织都督府与大本营诸事……”

对照上下文,“□□□”当为“蒋中正”三字。

“沪军最初辖三个师,其中有第五团,后来改编为第九十三团,由蒋公中正一手练成,纪律严明,最为精锐。团里的官兵,到民国十三年间,有不少已经成为黄埔建军时期的各级重要干部。”(潘公展:《陈其美传》,《年谱》,P107-108)

据上海起义时任敢死团代理团长兼任义武宪兵队司令的徐棠(字霁生)1938年撰《辛亥敢死队缘起与沪军革命史略》云: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任都督,黄郛任参谋长,“参与戎机者有蒋介石、何应钦……陈其采等。”《辛亥革命回忆录(七)》收有徐棠《辛亥上海敢死团述略》一文,编者根据《辛亥敢死队缘起与沪军革命史略》一文作了删节,但因第七集是1982年出版的,保留了蒋介石的名字。

五、蒋介石刺杀陶成章
辛亥革命时期,蒋介石所做最惊人之事莫过于1911年1月14日刺杀陶成章。对于此事,尊蒋人士给出的解释是:“是时,陶成章踵回国,蓄意破坏同盟会,拥戴章炳麟,抹煞孙、黄历史,并谋刺陈其美而以光复会代之为革命正统,诣公游说,公大骇。默忖其计果行,则沪军无主,长江下游,必复入混乱态状,而当时东南人心未定,军官皆清室遗孽,江、浙仍将为满清与袁贼所陷,熟权公私利害,决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事后自承其罪。盖其用心出于至诚,绝非对人有好恶于其间。此为辛亥革命成败最大关键,亦即公革命重要历史之一也。”(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年谱》,P78-79)

案发后,孙中山、黄兴先后致电陈其美严查凶手,陈其美复电黄兴:“陶焕卿君被刺事现已由敝处派全部暗探严密查拿外,并饬交涉司转饬会审公廨委员及函请租界捕房一体协缉矣。”一月底,蒋介石辞职,陈其美批示挽留:“禀悉。该团长病仍未痊,应准请假调养以期全治。所请委员接办,准予辞职各节,可毋庸议,并仰第二师、团长切实挽留,以资襄助。”(民国元年一月三十一日上海 《民立报》),四月,“蒋中正辞沪军第五团长,举张群代之。赴日创办《军声杂志》。”(中央党史委员会:《中国国民党八十年大年表》)

蒋介石在日后所写的日记里并不讳言刺陶的动机:“余之除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义。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

蒋介石冒险犯难,自担罪责,为孙中山铲除了最具威胁的政治对手,瓦解了光复会,做了孙中山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他自然心知肚明。民国二年反袁失败,孙、黄分道扬镳,黄兴出走美国,孙中山、陈其美等人流亡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作为孙中山的左右手,陈其美预感随时有牺牲的可能,便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做自己的接班人,他集句请孙中山亲书一联赠蒋,“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寓意甚明。蒋介石刺陶时表现出的眼光、魄力、果敢和勇气,赢得了孙中山的欣赏和信任,日后倍受重用,倚为柱石,这是他能在十余年间超越党内众多元老捷登大位的重要原因。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14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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