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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时候在中国传播  

2011-07-20 21:49:56|  分类: 历史资料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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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时候在中国传播?

民国初年,从二百年大清朝崩塌中刚刚转过神的中国人,似乎对世界上任何一种思想都感兴趣,尤其是年轻人,嘴里最时髦的词就是救国和主义,那些上大学的男女书生,好像不谈点主义,不表现点自己爱国,就不好意思出门,说话都不好意思开口似的。

既然谈到主义,那共产主义自然不会被忽略掉。

中国知识分子注意到共产主义思想的时间很早,何止是主义,就算是“共产党”这个名词,也绝非1921年原创,据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记载,1912年3月,上海一份叫做《民权报》的报纸上,就登出了“中国共产党”招募党员的广告。

好家伙,1912年,“中国共产党”就出现了,而且还登报招党员,这个早法算是无人能比吧。

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家伙,虽然比1912年版中国共产党略晚,可也晚不了太多,但思想上可激进太多:

1913年8月,刘师复公开发表文章,题为《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这篇文章被公认是刘师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纲领性文件。

无政府主义,似乎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两者放在一起要多诡异有多诡异,但是,无论如何无法否认的是,在1917年俄国革命还没开始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注意到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这种思想潮流,比陈李两人似乎要早五六年吧。

中共究竟何时建党?

谈到中共何时建党问题,很多人一定会说“屁话,这还用问,1921年么”,可是,这件事真的有讨论的必要。

早期中共,说是由这个小组那个小组发展起来,然后开个会,讨论一下党纲,算是政党成立。这种说法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偏偏,就有人不同意,当初亲自参与“一大”的代表就明确指出来:

1954年2月23日,李达曾写信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指出:“1920年夏季,C.C.P(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这里,李达还特别注明上海发起成立的不是“共产主义小组”,而是“中国共产党”。

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在回忆中也指出:“在党成立以前,并没有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后来人加上去的。”

想想,也是,当初陈李二人相约,南北共同建党,怎么到了后来就成了两个小组?党组织到哪里去了?

事实上,根据记载,1920年,在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的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的《新青年》杂志社编辑部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陈独秀为书记。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林伯渠)、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1920年12月,陈独秀由上海赴广州后,李汉俊和李达先后代理过书记的职务。(《党史文苑(纪实版)》杂志2010年3期,作者:李庆英,原题:《陈独秀创建“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始末》)

不仅如此,建国后,苏共曾经移交中共一批中共早期文件,其中除去三件有关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外,竟然还有一份由英文转译为俄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发表时间是1920年11月!

得,别说党组织,连书记和宣言都有了,还说不是正规党组织么?

所以,这个中共建党时间,还真需要仔细探讨一下。

中共是当时唯一的共产主义党团么?

1921年7月,就在上海会议举行的同时,由张太雷、瞿秋白等中国人参加了在苏俄首都的克林姆林宫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会议,并在7月6日见到了列宁。虽然张太雷和瞿秋白当时还是俄共党员,但他们作为中共代表还是遭遇了一件尴尬事:

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会议的中国人,并不止他们一群,这次会议上,至少还有两批来自中国的共产主义党团,获得了共产国际颁发的代表证,甚至还有人在会上得到发言机会。

前文讲过,辛亥革命后中国没事就喜欢讲讲这个主义那个思想,尤其是在1917年以后,社会上突然刮起一股崇拜共产主义的风气,这一崇拜,当然要建党,于是各种党派,打得大旗都是“共产主义”,就像1920年重庆就出现一个“共产党”,1922年北京还成立一个“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

这么多形形色色的共产党,呃,姑且叫他们都是共产党吧,这些党团的出现,很快出现一个问题:谁是正宗?中国人么,喜好争论个正统,定个上下尊卑,在国内吵也吵不出什么结果来,于是,这些共产党一齐将目光投向北方:只要得到共产主义老祖宗俄国共产党的认同,不就解决了谁是嫡长的问题么。

这时在莫斯科与张太雷等人对峙的,大约有两批人比较有实力,一批是中国“左派社会主义党”,另外则是号称共产党的中国“大同党”,前者派出的代表叫做江亢虎,已经获得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会议的发言权。

这还得了,中共成立才不到一年,难道就要被迫解散?张太雷在会上大声疾呼,用尽了种种手段,或许是由于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更铁,乃是由共产国际代表亲手缔造,大会召开了四天后,江亢虎手上的代表证被大会收回,自然,他的发言机会也没了。(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另外一个中国“大同党”虽然也与共产国际早有联系,但他们的代表在路上耽误了时间,会议结束后才到达莫斯科,此时张太雷早已代表中共发言,获得共产国际承认,哪里还能有他们活动的机会,于是,在共产国际撤回资助的情况下,这个党派很快就消亡掉。

这一次斗争,以中共大获全胜而告终,可是,似乎也预示了,中共以后的命运也将是在斗争中曲折前行。但是,总之,中共终于在共产国际内部站住了脚跟。

陈独秀李大钊为何不出席“一大”?

中共上海会议,拟定党的名称和党纲,被后世称为“一大”,如此重要的会议,为何中共两位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去参加?

关于陈独秀,当时虽然被确定为大会主席,但当时他在广州担任广东大学预科校长,为筹备学校经费而四处奔忙。

至于李大钊,有的说法是在筹备“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也有人说是在为北大若干所大学教师联合讨薪中被打伤,更有人直接说,当时北京分部的诸人无人重视上海会议,干脆就没让任务繁重的李大钊参加。(《北伐军兴始末》作者:刘丕林出版社:崇文书局)

可是,为何不重视上海会议呢?要知道,这次会议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亲自召集并参加,甚至为了这次会议,共产国际要支付1500大洋的巨款,事关中国共产党,竟然被两位领袖如此轻慢?

也有人说,当时的陈独秀与马林之间有矛盾,所以赌气没参加会议,李大钊与陈独秀保持一致,所以也没参加,两人只是派出各自代表。

这个说法或许有一定可能,但联系前文,或许有个更大的可能性,可以说明为何陈李二人并不重视上海会议:

中共早已建党,在党的名称和宣言已经发表,总书记已经确定是陈独秀的情况下,这次的上海会议在两位领袖心中地位实在不高,早已引不起两位更为务实的领袖的兴趣,索性只派出代表与会,参与讨论下党纲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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